Archive for » 2007 «

4年就翻译23本名著 警惕“史上最牛翻译者”

http://www.scol.com.cn  四川在线  (2007-12-21 07:21:05)  来源:成都商报

    封面上找不到龙婧的名字 

  《纽约时报》近日推出了2007年度十佳图书,一般而言,被推选的这些图书很快会由国内出版社引进,然后请翻译者译成中文出版。大多数中国读者无法接触到原汁原味的外国文学、哲学图书,翻译者的水平将直接导致原著中译本的好坏。也就是说,如果遇到很糟糕的翻译者,《纽约时报》的这十部好书可能在读者面前就是烂书。

  不要以为我们的翻译者都具有鲁迅、巴金、傅雷、郑振铎、徐志摩这样的大家水准,实际上在每年一万余种翻译作品中,高水准的只是少数,文学批评家王晓渔近日就发现,一个名叫龙婧的人,在短短4年中至少出版了23本译作,而且译作横跨文史哲领域,韦伯、洛克菲勒、培根、尼采等人的著作,可称是“史上最牛的译者”。此前,一个名叫李斯的人竟然能翻译十几种文字,把不同母语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作品翻译成中文,被笑称为“翻译界的天才”。所以,在现在翻译界“牛人”云集的情况下,读者买书可要留意了。本报记者 蒋庆为您报道

  牛人:

  翻译界冒出神秘“金童玉女”

  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学者王晓渔今年从一本译者不详的社会学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注意到“龙婧”的名字,通过搜索,他发现了一大串列在她名下的译作书单:《穿条纹衣服的男孩》《大管理》《善待生活》《培根论人生》……从文学到商业再到学术,她几乎无所不能译。“如果这些龙婧是同一个人的话,实在称得上史上最牛的译者,甚至用不着加‘之一’。‘最牛’不仅体现在数量上,还表现在种类上,韦伯、洛克菲勒、培根、尼采等,横跨文史哲领域,她似乎是《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理想译者……我们相信世界上没有龙小姐不能译的书,只有龙小姐来不及去译的书。”网上有一份民事调解书,裁定哈尔滨出版社的《林徽因画传》构成对他人作品的剽窃,被告之一就是这位“龙婧”。

  无独有偶,继龙婧之后,另一译者李斯也被冠上“史上最牛译者之一”的称号。去年,时代文艺出版社推出《诺贝尔文学奖文集》,包括12种语言的26部作品,全部署名“李斯等”,且涉嫌“中译中”,引起翻译界及出版界一片哗然。王晓渔又发现,“李斯等”的译作范围也不仅限于文学领域,其生产规模比龙婧更为庞大,已经达到“集团经营”的程度:《生活策略》《卡帕传》《神话之旅:再铸心灵的神谕和寓言》《思想录》……包括台湾地区也曾出版过他关于心理学方面的译作。1996年,他还曾编著《垮掉的一代》。而对于这本书,曾有翻译家表示,“几乎原文抄袭美国泰退尔的专著《裸露的天使》”。

  对这对“金童玉女”,王晓渔不无感慨,“龙婧和李斯至少持之以恒地使用同一个名字,容易辨认,那些更为狡猾的化身无数的‘龙婧们’和‘李斯们’根本不会现出原形。”“读者选择了他们,《垮掉的一代》似乎影响了不少文学青年。”

  调查:   

  “最牛翻译者”不是一个人

  记者昨日曾想找到“最牛的翻译者”龙婧,但奇怪的是,出版界都说这个人很有名,但谁都没有见过龙婧本人。漓江出版社曾推出过由林少华翻译的村上春树作品,该社编辑刘文莉认为,龙婧肯定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团队,“翻译通常以一个专业为中心,译者的工作也围绕这个中心,因为这一块他了解很深,所以才能让翻译出来的作品保持一致。另一方面,翻译速度常常比写作速度慢,作者翻译了之后还要回过头整理,龙婧如果4年里真出了23本译作,我觉得她不是一个人,而是很多人在做,只是统一署名而已。

  和龙婧相比,李斯还属于比较谦虚的,在很多作品中都打上了“李斯等”三个字,表明了李斯不是一个人在翻译。一些喜欢外国文史作品的读者也有了心得,对比翻译者名字,看到这些人的名字就赶快把书放下。

  在饱受争议的翻译者中,也并非找不到真名真姓的人,十年译书20多部,被称为“翻译狂人”的姜志辉就是复旦大学副教授,他近期翻译的汉娜·阿伦特作品《精神生活》据说前十几页就有错误55处,而遭到网友猛烈批评,“这哪里是在翻译阿伦特,简直就是在强奸阿伦特!”此前,姜志辉还翻译过《创造进化论》《历史与真理》《知觉现象学》《黑格尔导读》等。但姜志辉认为自己作品质量是有保证的,“你别看他们给《精神生活》挑了不少错,但那是前言部分,后面的主体部分我认为翻得相当不错。”

  姜志辉其实自己有一肚子苦水,“哲学著作的翻译确实非常难,收入又低,千字五六十元。有些是别人翻到一半,翻不下去了,然后出版社找到我,我自己有一些兴趣。我要去外面上课,赚的钱比这个多多了。”

  症结:

  翻译质量为何每况愈下? 

  一方面是翻译追求速度,流水线进行团队翻译,这样的翻译质量很难得到保证,另一方面有的翻译者本身有很高的文学或学术素养,但对翻译却并不上心,翻译大家傅雷“日译千字”的准则在现在基本上没有几个翻译者能执行。《追风筝的人》是今年一部比较畅销的翻译作品,生于1980年的李继宏曾在一篇文章中公布了一些数据:他用了十天时间,“每天从清晨7点开始翻译,至深夜12点方始睡觉”,每天工作15小时,翻译《追风筝的人》一书共19.5万多字,“平均每小时翻译将近1300字。”他认为,“理想的笔译,应该像口译中的同声传译一样,看到原文马上就能转化为译文”。事实上,李继宏的译作文笔流畅,行文可观,在译作中算是不错。但也有一些有能力阅读原文的外国文学爱好者,找到不少其语词及章句的错误。

  上海译文出版社社长叶路说,“找一些学生做‘写手’,甚至是做‘粘贴手’,把原有的译著粘来粘去,只做很少的改动,这样速度当然快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出版发行研究室主任张子辉接受采访时分析认为,现在翻译作品水平的确比以前下降了,主要是因为出版社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可能会追求短期利益,一旦拿到合同,出版社就希望尽快推出,没耐心让译者翻一两年甚至三四年,比如《哈利·波特7》在7月拿到中文版权,10月份就要推向市场,这也是被逼的———你再不出来,网上盗版翻译的已经到处都是了。现在一般的情况是,出版社先拿到书的出版权,然后再去找译者来翻。很可能出现的局面就是:翻译者对这本书不熟悉,本人没兴趣,完全是当作一个挣钱的机会来完成任务。

  龙婧,

  神秘的女人,

  4年翻译23本名著,涉及文史哲各个领域。

  史上最牛译者,

  但出版社对其讳莫如深,无人知其真面目。

  她的出现,折射出中国翻译界出现了大问题:当你试图购买某本心仪的外国名著时,擦亮眼睛,提防这些“最牛的译者”!


来源:http://sichuan.scol.com.cn/sckj/20071221/2007122172105.htm

Category: 岛主抄书  Tags:  One Comment

甘阳:传统、时间性与未来

  传统问题实际上是文化讨论中的核心问题所在。百年来的中西古今文化之争,其理论上的争论焦点,差不多都落在这个问题上。八十年代重开文化大讨论,事实上也已经逐渐把这个问题推到了前台。从目前看来,国内外的许多论者似乎都持有一种相当普遍的所谓"反'反传统'"的态度或倾向。这种倾向认为,近代以来,尤其是五·四一代的知识分子,由于把"现代化"与"西化"不恰当地等同了起来,以一种全盘否定的"反传统"态度来对待中国文化,因此在客观上"切断"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造成了所谓的文化传统的"断裂带"。既然中国文化的"传统"已经出现了"断裂",那么今日的任务自然也就是应该去弥补这种断裂,以"接上"中国文化的"传统"。当然,这种态度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是文学中的寻根意识,自有作家们的一番辛酸苦辣在内,其原因的复杂与今后实际走向的必然多重分化,实非一时所能说得清楚;从七十年代末的"伤痕文学"如此快地走到今日这种"文化文学"(我们姑且这么称之),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甚至中国当代文化史上如何评说,恐怕目前也还为时过早。我们这里想要说明的只是,在对"五四"进行再认识之时,必须对"传统"问题本身也进行一番再认识;八十年代的文化讨论,应该首先在理论上或方法莫道不消魂论上对"传统"本身作出新的理解和认识,换句话说,当我们大谈"文化传统的断裂"时,当我们千方百计地企图"补接"文化传统时,不妨首先从理论上讨论一下这样一个基本问题:


  究竟什么叫"传统"?究竟怎样才是或才能继承"传统"?


  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在这里引入"时间性"(Zeitlichkeit/Temporality)这个概念,其特点是带有过去、现在、未来这三个时间维度。我们现在可以问,从时间性上讲,所谓的"传统"究竟落在那一个时间维度上?


  以往的通常看法实际上多半是把"传统"与"过去"等同了起来。尤其是那些特别强调传统的重要性的论者,他们所说的"传统"无非就是"过去"或说过去的东西。把"传统"看成是"过去"的观念,实质上隐含着一个通常不易觉察的假定,亦即把"传统"或"文化传统"当成了一种"已经定型的东西",当成了一种绝对的、固定化了的东西。也就是说,凡是"过去"没有的东西就不属于"传统","传统"成了象天上的月亮那样的万世不变的自然物体,而我们与传统的关系也就成了一种与固定不变的东西之间的关系,借用西人马丁·布伯(Martin Buber)的话说,就是一种"我与它"的关系,其特点是,不管我如何思考、如何行动,传统总是保持着它的自身同一性而始终不变:"它,总是它、它!"(参见布伯:《我与你》,爱丁堡一九三七年英译本)


  这种把"传统"等同于"过去",就必然会以牺牲"现在"为代价,因为这种传统观点是以"过去已经存在"的东西(尤其是所谓文化的价值核心、文化的心理结构等等)为尺度来衡量现在的文化是不是标准地道的中国文化"传统",从而也就把现在纳入于过去的范畴,拉进了过去的框架;而现在既然已经下水,则未来自然也就不能不跟着入笼,由此,现在也好,未来也罢,统统都被装进了过去这宝瓶之中,统统只不过是那同一个恒定不变而又能循环往复的"过去"。诚然,许多人倒也都好谈"未来",例如,"未来世界必定是中国文化的复兴","百千年后中国文化将会如何如何"之类,这种说法看上去似乎十分高瞻远瞩,能不拘泥于只从"现在"出发的功利实用考虑,而能从"未来"这深远的前景出发来筹划中国文化,实际上,这完全是一种"幻相",因为这种种说法恰恰正是在从"过去"看"未来",而不是从"未来"看"过去",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所说的这个"未来"、所说的这个"百千年后",实际上仍然只不过是那个"过去",再过一万年,也永远还是那个"过去"!所谓的"未来"早就已经被根据"过去"的标准量体裁衣、切削成型,它与"过去"了无区别,只不过是"过去"的翻版而已。


  以上种种,我们称之为"过去式的思维方式"或"过去式的生活态度",其根本特点就是严重地缺乏现实感,缺乏自我意识。这种"过去式的思维方式"或"过去式的生活态度"大概与我们历来的时间观有关,我们将之称为"过去型的时间观",亦即人们总是习惯于把"过去"这一维当作"时间性"和"历史性"的根基、本质、核心,因此一谈到"传统"、"文化"这些在时间中和历史中存在的东西,首先就十分自然地到"过去"中寻找,尽管"过去"实际上早已过去了,但人们总力图在"现在"中把这个"过去"挖掘出来,复制成型,并把这个"过去"再投影到"未来"上,因此,继承传统成了复制过去,光大传统也无非加大投影。久而久之,也就必然形成了一种以过去为中轴的内循环圈,现在和未来都被划地为牢绕着过去作向心运动,在过去这巨大的向心引力下,现在和未来的任何一点新的可能性均被吞噬、碾碎、消化、瓦解,"现在"与"未来"实际上根本就已不复存在,因为它们全都被"过去化了"。这种循环我们可称之为"过去式封闭型内向循环"、"过去型时间观"、"过去式思维方式"或"过去式生活方式"。海外许多学者近年来常常爱用"忧患意识"这个概念,意思是说,儒家文化的起源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对"郁郁乎文哉"的周代文化竟会衰败没落感到无比"忧患"有关,因此,"忧患意识"——担心过去的文化不复再传一一也就构成了历来儒家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个说法我们非常赞成,因为所谓的"忧患意识"恰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过去式"思维观和生活观。不过海外许多学者似乎对这种"忧患意识"评价很高,并且也象古人那样非常"忧患"中国在现代化之后,中国文化还能否成其为中国文化;我们却恰恰相反,不但没有这种"忧患意识",也不大理解这种"忧患意识",因为在我们的心目中,中国的过去要是没有这种杞人忧天式的"忧患意识",那么我们现在大概也不必为现代化而"忧患"了。


  与上述这种传统观完全相反,我们认为,"传统"是流动于过去、现在、未来这整个时间性中的一种"过程",而不是在过去就已经凝结成型的一种"实体",因此,传统的真正落脚点恰是在"未来"而不是在"过去",这就是说,传统乃是"尚未被规定的东西",它永远处在制作之中,创造之中,永远向"未来"敞开着无穷的可能性或说"可能世界"。正因为如此,"传统"绝不可能只等于"过去已经存在的东西",恰恰相反,传统首先就意味着"未来可能出现的东西"——未来的人、未来的事、未来的思想、未来的精神、未来的心理、未来的意识、未来的文化、未来的一切。因此,"继承发扬"传统就绝不仅仅只是复制"过去已经存在的东西",而恰恰是要发前人所未发,想前人所未想,创造出"过去从未存在过的东西",从我们今日来说,就是要创造出过去的中国人不曾有过的新的现代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 而所谓"批判的继承",也就并不只是在"过去已经存在"的东西中挑挑拣拣,而是要对它们的整体进行根本的改造,彻底的重建。


  根据我们的传统观,传统既然是"尚未被规定的东西",传统既然是永远在制作之中,创造之中,那么我们每一代人自己"现在"的存在就都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偶然存在,不是"过去已经存在的东西"之自然延续,不是仅仅作为"过去"的文化心理结构之载体、导体才有资格被"传统"所接纳,而是对"传统"具有着一种"过去"所承担不了的必然的使命,这使命就是:创造出"过去"所没有的东西,使"传统"带着我们的贡献、按照我们所规定的新的维度走向"未来",用当代解释学(Hermeneutics)大师伽达默尔(H- G.Gadamer)的话来说就是:"传统并不只是我们继承得来的一宗现成之物,而是我们自己把它生产出来的,因为我们理解着传统的进展并且参与在传统的进展之中,从而也就靠我们自己进一步地规定了传统。"(伽达默尔:《真实与方法》,纽约一九七五年英文版第261页)换言之,传统、文化、历史都不是什么超乎我们之外或之上的"非时间的"自然持存之物,而是与我们每一代人在每一特定时间中的所作所为内在相联的,并且就是由我们每一代人在每一具体时间内对它们的理解、改造、创造所构成的,用当代解释学的术语来说,它们都是"有效应的历史",也就是说,每一代人都对传统、文化、历史起着特定的作用,产生着特定的结果、效果、效应,从而在这一特定历史时间中有效地影响着、制约着、改变着传统、文化、历史。所谓的"传统"、"文化"等等,就是这样在每一代人所创造的新的结果、效果的影响下而不断地改变着、发展着,因此"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文化传统应当被绝对化和固定化"(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一九七六年版第30页)。


  我们前面说,"传统"的真正落脚点是在"未来"这一维,也就是要强调"传统"具有着无限广阔的可能性与多样性,而不能被拘囿于一种僵死固定的"模式"或"结构"之中。确切地说,我们所理解的"传统",就是在"过去"与"现在"的不断遭遇、相撞、冲突、融合(新的同化旧的)之中所生发出来的种种"可能性"或说"可能世界",而这些"可能性"也就是我们所理解的"未来"。在我们看来,唯有这种既立足于当下此刻同时又敞开着无限可能性的运动过程才是"真的"未来。与此同时,"真的""现在"之本质就在于:它能使过去服从自己,又使自己服从"未来",亦即不断把"现在"变成"过去",以新的"现在"与旧的"现在"相对立、相抗争,从而使"过去"和"现在"都不断地走向"未来",不断地敞开、扩大可能性的国度,而所谓的"传统"正就是这样一种"过去与现在不断交融会合的过程"(同上第258页),亦即不断走向未来的过程。正因为这样,所谓的"过去"也就能够成为一种"真的"过去了:过去在这里已经不再是一种僵死固定的现成之物,而是成了不可穷尽的可能性之巨大源泉,这才是"真的过去"之本质所在,这也就是我们的"过去"与前一种传统观的"过去"之根本区别所在。


  由此也就可以看到,我们强调传统的真正落脚点是在"未来"这一维,恰恰不是要扔掉"过去",相反,倒不如说正是要强调必须一次又一次地返回到"过去"之中,亦即不断地开发、开采"过去"这巨大的可能性源泉,"过去"的本质正寓于"未来"之中,正存在于"过去不曾存在的东西"之中,而不象通常所以为的那样是存在于"过去已经存在的东西"之中。如果用一个简单的公式来表述,我们不妨说,真正的过去大于"过去已经存在的东西",而等于"过去已经存在的东西"加"过去不曾存在的东西",之总和;同样的,真正的现在大于"现在已经存在的东西",而等于"现在已经存在的东西"加"现在不曾存在的东西"之总和;换句话说,真的过去、真的现在,与真的未来实是同一不二的东西,它们都具有一种"超出自身"的性质,都具有一种"向着可能性去存在"的动态结构——正是在"可能世界"这伟大的国度中,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界限被完全打破了,它们不再各自固着于自己所处的地平线上,而是彼此交融、你我不分,形成为时间性之"地平线的交融会合", 亦即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共同的时间性地平线。在这种"时间性地平线"上,时间的自然次序似乎被颠倒了:在自然秩序中,时间总是呈现为"历时性"结构,亦即总是从过去流向现在流向未来;然而在我们所说的时间性地平线上,时间却呈现为"共时性"或说同时性的结构,亦即过去、现在、未来都"同时化"在未来这一维中,我们把时间的这样一种"同时化"结构称之为时间的真正"时间化",亦即所有的时间瞬点都被"未来化"了,因而也就可以说时间似乎是从未来走向现在走向过去的。我们把这种时间观称之为"未来型时间观",亦即把"未来"这一维作为"时间性"和"历史性"的根基、本质、核心,总是从"未来"这一维来理解"现在"与"过去";因此,对于"传统"、"文化"这些在时间与历史中存在的东西,我们总是把它们看成为首先存在于"未来"之中的永远有待完成的无穷大有机整体或有机系统。在这种有机整体中,"过去已经存在的东西"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部分或一个要素而已;显而易见,这种"过去已经存在的东西"不但不能规定整个系统亦即整个"传统"或"文化"的意义,不能规定"现在"与"未来"出现的其他部分或要素的意义,而且甚至都不能决定它自身的意义,因为它的意义只能由它在整个系统中的地位所决定,只能由它与其他部分其他要素的关系所决定。


  如果把"文化"、"传统"看成有机整体或有机系统,今日许多论者津津乐道的所谓"还孔子的本来面貌"、"还儒学的本来面貌",在作者看来也就只是毫无意义的语词,因为孔子也好,儒学也好,都没有什么自身不变的"本来面貌",它们的面目都是在历史与时间中不断地塑造着又不断地改变着的,每一代人都必然地要按照自己的要求来重新塑造、修正、改变孔子与儒学的面貌:汉代有董仲舒的孔子,宋明有朱熹的孔子,晚清有康有为的孔子,五四一代有鲁迅、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的孔子,今日又有李泽厚的孔子……,因此,真正的问题就根本不在于孔儒的"本来面貌"是什么,而是在于,孔儒之学在二十世纪的中国究竟还能起什么作用?更确切地说就是,孔儒之学能够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系统的主干和核心吗?今日中国文化还能沿着"儒道互补"的路数走下去吗?二十世纪以后中国文化的"传统"还能以儒家文化为象征和代表吗?


  我们的回答是断然否定的。在我们看来,如果还是那样的话,那就只能表明中国文化的系统仍然是"过去已经存在的"那个系统,因为它缺少足以标志其"现代"特征的新的要素来作为它的核心和主干。毫无疑问,儒道文化在今日以及今后都仍将作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并起着作用,但是问题在于,在今日以及今后,它们在中国文化系统中的意义或地位当与"过去"截然不同。中国文化的"传统"在今后将远远大于儒、道、释的总和,而有其更为广阔的天地和更为宏伟的气象,所以即使在"现代化以后"或"后工业社会"的中国文化,也不会是什么"儒家文化的复兴"(这种说法在我们看来未免太小家子气)。这里有必要强调的是,我们与国内外许多论者的主要分歧,根本不在于是抛弃还是保存、否定还是肯定儒家文化,也不在于是肯定得多与否定得多、注意积极的多与注意消极的多之间的区别,而是在于"如何保存"这个问题上。在我们看来,必须把儒道文化都带入一个新的更大的文化系统中,而不能仍然把儒道文化本身就看成是中国文化的整体系统,然后试图以此为本位来吸取、同化新的文化因素(例如许多人今日幻想的再来一次当年儒学同化佛学的"壮举")。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再把儒家文化继续当成"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而必须重新塑造中国文化新的"基本精神",全力创建中国文化的"现代"系统,并使儒家文化下降为仅仅只是这个系统中的一个次要的、从属的成份。在我们看来,唯有这样才能真正克服儒家文化曾经起过的消极的甚至反动的作用,唯有这样才是真正光大中国文化的"传统"。然而在许多论者那里却恰恰相反,在他们看来,似乎唯有使"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始终维持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才称得上是继承发扬了中国文化的"传统",否则便是"切断"、"割断"了中国文化的"传统"——时下对"五四"的种种流行评论正都由这种"传统观"而来。从这样一种传统观出发,论者们自然也就十分合乎逻辑地试图仍然以儒家文化(或儒道并举)作为中国现代文化系统的基础和核心,从而他们的工作重点自然也就十分合乎逻辑地放在力图分清儒家文化中好的、积极的方面与不好的、消极的方面上(其基本套路说到底无非是力图把"内圣之学"与"外王之道"区别开),这种企图的用意不可谓不好,然而在我们看来却未免太天真了一些,其结果也可能是徒劳的,因为文化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系统,一个脱离这整体系统的孤立因素,谈不上什么绝对的好与不好,积极与消极,一切都以它在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为转移;在我们看来,只要中国文化的整体系统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只要儒家文化仍然是中国文化系统的主体和基础,那么儒家文化在历史上曾经起过的那些消极反动作用就不可避免地仍然会起作用。


  我们正处于中国历史上翻天覆地的时代,在这种巨大的历史转折年代,继承发扬"传统"的最强劲手段恰恰就是"反传统"!因为要建立"现代"新文化系统的第一步必然是首先全力动摇、震荡、瓦解、消除旧的"系统",舍此别无他路可走。五四这一代人正是担当起了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在我们看来,五四不但没有"切断"、"割断"中国文化的"传统",恰恰相反,正是他们极大地宏扬、光大了中国文化的"传统"!因为五四这一代知识分子不但"消解"了"过去"的中国文化系统,而且正是他们开辟、创造了整整一代辉煌灿烂的中国新文化!五四的文化正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国"现代"文化形态的雏形!五四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正是中国文化在现代将有一伟大腾飞的第一代"历史见证者"!真正的问题根本不在于"五四"这一代人"否定得多、肯定的少"、"隔断了民族文化传统",而是在于,五四知识分子只是为中国新文化砌下了第一块基石,还来不及也不可能彻底完成建设中国"现代"文化系统的任务,这个使命历史地落在了八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肩上。因为中国的现代化今日已经真正迈开了它的步伐,有幸生活于这样一个能够亲手参与创建中国现代文化系统的历史年代,难道我们还要倒退回去乞灵于五四以前的儒家文化吗?!


  天不负我辈,我辈安负天?!


  原载《读书》1986年第二期


来源: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8249

Category: 岛主抄书  Tags: ,  Leave a Comment

遗嘱一

我的墓志铭应当如下书写:
呼唤的是知己,得到的是孤寂,于是在寒冷黑暗中,独自离去。此地埋葬着一颗寻找理解而不得的心。

Category: 岛主瞎讲  Tags:  2 Comments

海德格尔-思想之路

Martin Heidegger - Im Denken Unterwegs (Philosophie Doku 3sat)
一段介绍海德格尔的视频,德语无字幕

视频地址:http://tv.mofile.com/OJCBC8PT/


黑暗啊,我的本原……

古代与现代:关于Leo Strauss政治哲学的几个小问题

    Harvey C. Mansfield, Jr(1930-),在哈佛大学政府系求学并执教至今,曾出任系主任,在Leo Strauss的第一代学生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授课及著述举凡涉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马基雅维里、柏克、和托克维尔等。迄今为止,欧美学界一致承认,关于托克维尔的最好的研究是由Leo Strauss的学生作出,而这与Mansfield有直接关联。Mansfield被公认为当代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传统的首要代表;他的马基雅维里研究与Leo Strauss的名著 Thoughts on Machiavelli (Chicago 1958)一起开辟了现代政治哲学的一块新大陆。和其它醉心于「哲人-王」理想的Strauss学派中人一样,Mansfield虽蜗居于哈佛红墙之内,深居简出,但对美国乃至世界政治风云却有着隐秘的影响;他培养的弟莫道不消魂子中包括「美国总统(里根)安全助理」、「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人比黄花瘦席」、「美教育部长」、「美新闻署长」、以及「美国防部资深决策」等;他们与包括「美中央情报局帘卷西风长」在内的其它Strauss的「政治」弟莫道不消魂子一起直接参与了八十年代的美国高层决策,与「苏东事件」牵连至深。1992年,美国共和党不无偏颇却也不无道理地宣布Leo Strauss为该党的「思想教父」,而几与此同时,Mansfield也被冠以「保守主义王子」的称号。

  Strauss学派力主在政治上区分「敌人」和「朋友」。这固然与Leo Strauss早年生活中的一个大人物有至关重要的含混关联,但其最后的思想依据却在古典,尤其是修西底德的战争思想、柏拉图的《游叙弗伦篇》等对话、古罗马的帝国理念、荷马—荷西俄德吵闹的神谱,以及希伯来圣经的首卷 ——《创世纪》中的政治。关于孰善孰恶的重大问题,人类永远没有一致的答案,因此,人必以「群」而分成敌友。这是古代哲人关于人类自然品性的政治教诲。「敌友区分」理念的政治代价就是「冲突」乃至「战争」,它必须被「政治的动物们」担当;在现代,它直指某些主张无所区分,世界和平,乃至人性大同的自由伦理的操练者,并使后者成为政治上不成熟的「政治浪漫派」(在中国,所谓「政治浪漫派」另有雅称,即「文人」)。「政治上的成熟」意味着首先认清自己的「政治敌人」,然后把自己变成那个敌人的敌人。换言之,政治上的成熟就是学会在政治的敌意中独立生活。

  在哈佛,我只听两类教书先生的课,只和这两类教书先生打交道:自由主义者,或保守主义者。两类教书先生皆服膺「美帝国主义」统治思想,这自不必多说;不同的是,自由派的先生们皆视我国朝为穷弱「病夫」,谈话之间指手画脚,俨然一幅自由导师神态,轻浮傲慢;保守派的先生们则一律视我国朝为一头「睡狮」,举首之间一幅严阵以待的郑重和审慎。我总觉得,和前者打交道,我如遇「大款」,和后者打交道,却如临「大敌」。前者让我不耐烦,后者令我生畏并因而引我沉静入思。Mansfield正是一个让我畏而慎思的「大敌」。

  Leo Strauss生前最后一篇文章论述了他最早的启蒙老师,新康德哲学之父Hermann Cohen,当世最伟大的犹太人。在这篇文章的最后,Leo Strauss说:「对很多犹太人来说,Cohen是一个忠诚的示警人和安慰者。他有效地向他们指明,作为犹太人如何在一个非犹太的乃至敌犹太的世界里有尊严地活着,并与此同时参与进那个世界。」对我而言,Mansfield给我同样的教诲。他与我为友,为的是把我变成我的敌人的敌人;并教导我,惟有处身敌意,方能活出尊严。与朋友一道制作并刊发这篇访谈录,我的目的不仅仅在于纪念在「敌友」的政治对峙以外与Mansfield教授所结得的哲学上的师生之谊。

  —— 林国华谨识

  问:在一篇纪念Leo Strauss的文章里,Allan Bloom依研究题域的变迁把他的老师的思想分为三部份,而且这一三分法被广为接受。另一方面,Strauss的挚友Jacob Klein认为,有两个问题支配了Strauss一生的思考,即上帝的问题和政治的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思考构成了Strauss的全部思想。Klein的观察为Strauss所首肯。这一点从Strauss的思想自传中可以更明显地看出。令人不解的是,对上帝问题的研究并没有使Strauss成为一个犹太传统中的塔木德注疏家(Talmudist)或希伯莱圣经律法学家,更不用说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教神学家了;同样,对政治问题的关注也没有使Strauss成为一个专为某一种特殊的政治主张和蓝图提供理论服务的「政治理论家」或「政治神学家」,例如洛克之于自由主义,马克思之于共人比黄花瘦产主义。相反,以上两个问题使Strauss成就为一名严格的苏格拉底-柏拉图意义上的哲学家,而这类哲学家,我们通常称作「政治哲学家」。我们的问题就是Strauss如何通由对上帝和政治的思考而成为一名政治哲学家?

  答:这仅仅是你们的第一个问题,但已经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了。哲学思想的特殊性在于其始于显而易见的东西,始于人所共知的东西,始于「表面」。这意味着当我们观察人类时,首要的东西是要弄清楚谁在统治他们,以及如何统治。这正像玩笑里的人类学家,当他们身处异族它乡时总是说:「带我去见你们的头人。」他要首先弄清楚的是当地人所景仰的是什么,他们的忠诚对象是什么,他们心目中的权威是谁。我认为这是我们在观察人类事物时所要首先提问的问题。作为答案,这种令人景仰,博人忠诚的权威永远都是某种神灵,或者某一群人。很多人都认为统治者是由于神或其它理由而统治。这类理由正是我们要首先检查的。我认为,也正如你们所说的,这是Strauss全部著作的首要的而且是支配性的关切。人是否受治与神?是否所有的统治都是神圣的?是否所有的社会都是神主政体?或者说,人是受治与人吗?这些治人者是独立的吗?或者他们只是神的代理?这样,神〔治〕或人〔治〕的问题因其醒目而首先进入我们的观察,具体而言,它涉及到一个群体所服从的东西是什么以及为什么服从。当我们问「为什么?」时,我们就已经开始了对诸种真理的主张及其理由的妥当与否予以检审了。而这正是政治哲学。情形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众口纷纭,以至真理的主张有很多且互相冲突。如果所有人皆信服一种真理,那么就没有检审的必要,我们只须理所当然的接受即可。既然情形并非如此,那么谁来统治就是不得不问的一个首要问题。

  问:苏格拉底-柏拉图意义上的政治哲学教诲的精义是「最好的生活秩序」(the best regime = ariste politeia),亦即理想的国家。这当然也是Strauss的思想核心。Strauss说,「最好的生活秩序」只能被我们人类所愿望,作为哲人的苏格拉底甚至说它只存在于我们的「祈祷」中。准确的说法是:「最好的生活秩序」出于「言辞」(speech = logos)并首先在「言辞」中。请您稍作解释为什么这「最好的生活秩序」是在「言辞」之中?言辞(speech)中的生活秩序或国家对于实践(deed)中的生活秩序或国家有什么意义?

  答:这个问题关涉《理想国》,它堪称Strauss的第一教科书。《理想国》告诉我们,当我们提问什么是正义时,我们其实是在寻找一种不可能实现的东西,一种对于我们人类而言过于沉重的律令。什么是正义?《理想国》所表述的正是这个问题。苏格拉底所揭示的是这样一个道理:要想完整地回答「什么是正义?」的问题就得需要一个不可能的生活秩序或国家政体,一个只能由偶然机缘所成就的哲人-王的生活制度。这全然是运气的问题。正义的问题关涉我们如何对待他人,而他人往往忽略我们的利益。因此,正义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在不偏爱我们自己的利益的条件下如何按其所值地给予他人。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拥有自己的身体,它是我们各自的主权者,我们得给它以第一优先权。然而,在我们的身体中存在着灵魂,它反抗着身体的诸种囿限;同时,灵魂的律令也让身体感到不适。这就是《理想国》的基本剧情。Strauss很好地表达了《理想国》的问题:「理想国」的达成权在于无视身体的囿限。《理想国》是一场谈话,谈话仅仅涉及灵魂对正义的渴求。在这个意义上,「理想国」仅是在「言辞」里的国家。换言之,正义只能被说出。《理想国》卷一里的谈话发展出了「正义」的三重定义,它们互为修正,并互相包容。然而在现实的国家制度里,这三重定义永远是互为分离且互为纷争的。这是《理想国》卷二开篇格劳孔(Glaucon)的说白中最具戏剧性的事件,在那里,他要求正义必须是纯粹的,正义之实行须以其自身为目的,即要为正义而正义,而不是为了假借正义以谋求功利。格劳孔代表了我们中间那些渴求纯粹正义本身的人。正是格劳孔提出了对「最好的生活秩序」或最好的国家政体的要求。他不仅在言辞中要求,也在现实中要求;然而他只能在言辞中获得。换言之,他只能得到他想要的一部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最后能明白这一点,但我们读者却需要明白。

  问:在中国校园里,在崛起的年轻一代学生中间,自由主义思考格式十分盛行。这似乎是大势所趋。作为结果,自由主义的理论遗产得到广泛的讨论,比如「国家」与「社会」分离学说。但与此同时,许多学生也热衷于用自由主义的现代目光来解释古代政治学遗产,比如在我们的母校北京大学,许多学生以「国家」与「社会」分离的现代思考格式来承纳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认为后者首次提出了「国」(state)与「城」(city)的分离,从而克服了柏拉图的「理想国家」教诲中的「自然主义」缺陷。在这种思考格式里,「政治」的尊严首先被贬低,这是自由主义自身由于「非政治化」所产生的固有的大问题,在此不论;关键是,在这种思考格式里,我们看到一种要把已经弱化了的「政治」从「哲学」的监护下带出来的努力,一种对哲学作为政治教育的源泉的怀疑。在这种思考下,作为哲人的Strauss在很多关键之处在忙乱的自由主义建设中被曲解了,尽管他在中国的校园里(主要是北大)被阅读和讨论还不到半年。据我们的观察及判断,首要的曲解是把Strauss首先读作一个自由政治的大批判家,而他对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哲学的自然正当/权利所做的辉煌辩护却被忽视。相应地,Strauss的思想源泉柏拉图也被给以现代的自由主义式的阅读,其「最好的生活秩序」的教诲被认为是「自然主义的」和「有机主义的」,理应被亚里士多德克服以所谓机械主义的「国」「城」分离学说。我们感到疑惑的是(1)用诸如「自然主义」等现代术词来指谓柏拉图等古代作家是否合适?(2)所谓「国」与「城」的分离是否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其《政治学》(尤其卷三)的确与柏拉图《理想国》有着不同的气象,怎样正当地理解这种不同?(3)作为生活的「哲学」的存在必须对立于乃至有赖于严格意义上的「政治生活」的存在,这是柏拉图给我们的重要的古代教诲,也是Strauss在20世纪百般强调的一种政治的哲学视野;然而,自由主义一味地强调(古代的)「城」与(现代的)「国」的分离可能导致「政治」的被贬低,这在另一个意义上说就是哲学生活所赖以存在的对立面被贬低了,从而,哲学的思考边界被模糊,哲学的国土被所谓「文化」或「文明」所吞并,哲学的主题不再被给以哲学的思考,哲学最终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哲学。——这正是我们十分关心的一个并非悖论的问题:在思想宽容的自由主义时代,严格意义上的自由思想即哲学反而不在了!请您就这一点作出解释。

  答:首先,我认为用「自然主义」等现代术语指称柏拉图等是不合适的。「机械论」对于亚里士多德同样不适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认为,自然没有〔像现代「自然主义者」认为的〕那么万能,它低于那所「是」(is,即有别于becoming的being,有别于「不居」的「永恒」。 ——林按)的东西。自然并非永远正当。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自然的」等同于那所「是」的东西。在柏拉图那里,我们可以看到可感(sensible)世界——即我们可以看到和触摸到的世界——远没有可思(intelligible)世界完美。自然与自存的东西之间永远有着距离和差异。而「自然主义」却否定这种距离和差异,并认为自然就是所有在的东西。这是纯粹的现代观念。最明显的例子当然是斯宾诺莎。在他那里,自然具有莫大的力量,所有发生的事情,所有所是的东西,都同样是自然的。如果自然是所有所是的东西,则我们就不能成为自然的一部分,我们也不能认自然为指南,因为自然变得任意妄为了。〔与此不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均以自然为指南,以自然之道指引人的生活。弄清楚这其中的含义并不容易,尤其当我们身临特殊情境中的时候。我能理解为什么有人会觉得柏拉图的「理想国」令人无所适从,因为那是一座在言辞里的城邦,在其中,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情都依据自然和理性而被安置得井井有条,再没有自由选择的余地。这当然会让某些人觉得有点「自然主义」。而在我看来,《理想国》这种令人不快的印象是因为其「对话体」的写作样式。这种写作样式要求柏拉图必须穷尽「正义」的最后的和最高的可能性。这势必导致自由选择的余地被紧缩以至于无。这很自然,它受制于「对话」,并反过来决定「正义」问题的表述。如果我们看一下柏拉图的《法律篇》,我们将得到不同的印象。在对话开篇,麦吉路(Megillus)提出一种意见,认为建国者的行为受制于赢得战争的胜利的欲望。这对麦吉路而言不仅居于核心地位,而且也是勇敢的唯一德性。苏格拉底反对他,并向他指出「温顺」(moderation)的德性。换句话说,苏格拉底指出了立法者是有很大的自由选择空间的。这来自于政治的本性。因此,我认为,如果我们读读《法律篇》,我们就会看到柏拉图并非那么「自然主义」。

  下面来看看所谓「城」与「国」的分离问题。我不知道在中国你们是否听到过「城邦-国家」(city-state)这个东西。二者的分离在我看来应该追溯到霍布斯。在他那里,国家是一个强有力的主权者,但仍然是有限的,类似于受「共同体」(Gesellschaft)抵东篱把酒黄昏后制的「社会」(Gemeinschaft)。我认为是霍布斯首先创立了法律实在主义或实在法的理念。霍布斯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所发现和继承的并非「城」(city)与「国」(state)的分离,而是「城」(city)与「生活秩序」(regime)的分离。我猜亚里士多德肯定会说:「社会」(Gesellschaft)就是「共同体」(Gemeinschaft)。「城」的统治者总会把一种生活方式或生活秩序加之于该「城」。自由主义国家亦不例外。因此,「国」与「城」并非像某些人臆想的那样是两相分离的。我个人不愿意说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里隐藏了什么意图,但我承认《政治学》当然是一部十分晦涩的作品。而在第三卷里却写下里很多一目了然的东西。在其中,「生活秩序」(regime)的概念已然发展,它被视为「城」的定义性的品质,它决定了「城」的身份。此城与彼城的不同取决于彼此不同的生活秩序。「Regime」这个词首先并不是像现代人(如霍布斯)认为的那样指「法的原则性(或宪有暗香盈袖政性)合成」(constitution of laws),它首先指一种生活方式的〔法律性〕合成。换言之,「Regime」合成了「城」中的根本大法,但却要用以指导人们的生活方式。此处的法是一种「指导」(guide),而不是「限制」(limit)。

  下一个问题,关于哲学生活在现代的处境,你们的观察是正确的。哲学的存在有赖于对种种生活秩序的检审和批判。在古代,「生活秩序」(regime)的观念居于主导,其结果是在每一种特殊的生活秩序中生活的人都觉得自己的生活秩序是完美无缺的,以至于在每一种生活秩序内部似乎已经没有哲学的存在必要。但问题是,不同的生活秩序皆自称完美,从而必然引起争执。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使哲人检审这种发生在不同的生活秩序之间的争执,哲学因此就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哲人从上述争执中看到没有一种生活秩序是完美的和正义的,它们都有着或此或彼的缺陷。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检审不同的生活秩序的政治主张,这正是哲人的行为,是哲人的政治行为。他要让不同的主张者知道他们主张的是什么。与此不同,在现代,哲人的位置是被预先安排好了的,因为政治情境中的事件同样也是被安排好了的。哲人从所有的政治情境中被抽身(abstracted)。他只能在「政治的外面」为自己构造一座客观的平台,并只能在那上面观看事不关己的政治。这就是现代人关于哲人的主张的特性,按照这种主张,哲人因其抽身而去的客观性而成为居于生活秩序以外的「游牧者」,并被豁免来自生活秩序内部的政治要求。他们只能作为公民而不是哲人与生活秩序或政治发生关联。这意味着,现代哲人与政治的关联不再有古代那么切身。在现代,哲人会受到威胁,因为他的立足点是多余的。他被有意地〔从生活的秩序中〕抽掉了。

  (插问:在此意义上,如何理解Alexandre Kojeve的断言:即在现代,哲人已经死了?)

  这涉及「历史」的发展问题。我明天在关于卢梭的研讨课上将要讲到。历史的发展使在一种被抽身的客观性中不偏不倚的观察社会成了问题。没有客观的平台,任何情境都是历史的。人永远不能从历史中抽身而去。历史终究要把人吞噬。而哲人将会像Kojeve一样把自己改扮成政治官僚。这一点,黑格尔将得很清楚。

  最后,回到开始,我认为Strauss在根本上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与众多的「施特劳斯主义者」相比,Strauss显得远没有那么保守,这并非偶然。保守的思想不是Strauss生活的首要意义。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自然正当与权利》中看出。这部著作以「论柏克」的章节结尾,那实际上是Strauss对保守主义的批判。在其中,Strauss提出了一个异常尖锐的问题:柏克的哲学是否是〔〕?这种哲学的确有几分魅力。然而,一旦我们开始赞赏「古代」,我们必然面临如何将之带到现代这一难题。我们似乎不得不仿效柏克,他是首要的范例。真实情形是,我们必须对现代性,亦即对「自然状态」,对「个性」(individuality)作出重大的让步。这将阻碍你的行动自由,并使你无所适从。《自然正当与历史》以论述柏克结尾,在最后Strauss指出,对「德性」的关切仍然远远地高于对「个性」的关切。但是如果我们来看一下当今美国的保守党即共和党的执政纲领,我们回发现在其中有两条线索,即社会的和经济的。前者关乎德性,后者关乎个性。——这是目前共和党的首要困难。它造成党内的分歧,并使这个党派不知道究竟要效忠德性,还是个性。今年为纪念《自然正当与历史》出版50周年将召开一次会议,我提交的论文会处理到上述问题。

  问:从《会饮篇》可以看到,「爱欲」(Eros)是一个典型的柏拉图式的哲学和政治主题。——任何城邦的存在皆有赖于这种激情,同时它在哲学生活的最高境界也据有一席之地。按照尼采,这一主题在中古被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教的毒药所败坏,其古典的问题性(problematicality)也被置换和遗忘。然而,在现代,我们仍可以看到「爱欲」这个主题有三次朝向古典的复苏:(1)文艺复兴时代;(2)卢梭以及其身后的浪漫派;(3)20世纪Leo Strauss的重读柏拉图。我们希望您回答以下这个问题:与前两次想较,Strauss对「爱欲」的复兴有什么不同的特点和意义?

  答: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它涉及「爱欲」的三个时刻。在我看来,「爱欲」在文艺复兴时期是被理解为一种对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教的隐秘对抗。那时候的人文主义者多以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徒的面目出现,但暗地里却用古代的遗产替代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教的精神影响。为此,他们把哲学处理成朝向爱而不是朝向神的一种思考。例如薄伽丘的《十日谭》即对「爱」浓墨重彩,并标榜「向爱而生」的人类(human beings for love)高于一切。人文主义者们就是这样采取一种非政治的手段向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教提起〔政治的〕指控,尽管其「公民人文主义」的说辞背后是一种政治上非公民的人文主义。马基雅维里就不认为这种「人文主义」与政治无涉。「政治无涉」是一个过度的表述。我们可看到比如著名的修辞家〔〕就是非常关涉政治的。但是他们将政治从属于哲人的个体生活。他们把哲人的生活表述成英雄的事迹。

  卢梭身后的浪漫派所抵东篱把酒黄昏后制的与其说是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教,不如说是布尔乔亚更为准确。在枯燥和「无爱」(unerotic)的布尔乔亚生活中金钱至上。卢梭表明,这种生活撕裂了人的灵魂。他后面的浪漫主义即致力于驱除资本主义精神里的「无爱」品质,缝合灵魂的裂伤。

  在Strauss对「爱欲」的思考那里,我们可以同时看到他对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教和布尔乔亚精神的抵东篱把酒黄昏后制。但是在原则上,他的工作在于复苏「美」与「真」的亲缘,籍此,抵东篱把酒黄昏后制了分割「美」与「真」的现代「审美」风潮。受这一风潮的鼓动,据说「趣味」或「文化」异于「真理」或「文明」。Strauss在这方面的兴趣和工作只是他另一个努力的一部分,即恢复哲学思考的整全品性(comprehensiveness),克服「美」与「真」的分割,使哲学重新思考生活中美好的事情。

  问:Mathew Arnold 曾经说犹太智能关乎正确的「行」,而希腊哲学则关乎正确的「看」。Strauss不止一次地援引这一说法,但却有所保留和修改。Strauss认为,正确的「行」并非为犹太人独有,同样,希腊哲学也并非仅仅关乎正确的「看」。——纯粹关乎正确的「看」的是前苏格拉底的哲人们。通由复兴哲学的「爱欲」品质(erotic nature),Strauss 告诉我们,哲学首先是一种生活,因而它当然关乎正确的「行」。哲学成为最高的实践,它是「言辞里的行动」(deeds in speech,参 Euthyphron 11c3)。我们的问题是:Strauss重述哲学的生活品质,并以此令哲学负担起「何谓正当?」的政治问题,从而复兴柏拉图的古典政治哲学教诲,这是否在关键意义上得益于其自身的犹太身世以及对迈蒙尼德的研究?在您看来,在其思想的「第二个阶段」(Allan Bloom),即其中古阿拉伯-犹太哲学的研究,Strauss的最大收获是什么?

  答:关于Strauss的阿拉伯-犹太哲学研究,我不是专家,所以我只能提供以下意见。我认为,正确的「行」指的是道德。像你们指出的,希腊哲学,至少是苏格拉底的哲学比正确的「看」有更多东西;它在正确的「看」的同时也要求正确的「行」;哲学在那里成为最高的实践。我当然认为Strauss清楚自己是从阿尔法拉比和迈蒙尼德那里获得「隐微书写」与「显白书写」之分的第一次洞见的。这两位前辈都向Strauss指明,对于一个哲人来说,向藏在「行」的背后的前提以及主宰此前提的宗教性权威提出疑问是可能的。我认为Strauss的犹太身份并非是他得以质问宗教权威的具体原因,因为身为穆斯林的阿尔法拉比同样也发出了相似的质问。Strauss的迈蒙尼德研究很可能是在他成为哲人之前;这只是他作为一个犹太人所接受的宗教教育的一部分。这有助于我们看到哲学质问权威所具有的特别关联。笼统而言,正确的「行」并非像看起来那样一目了然,其背后的前提往往支配着正确行为的内在意义。因此,这个前提必须接受哲学的提问。这一提问是哲学性的,因为它要求一种向未经挑战的由宗教权威所给予的「正确行为」的定义提出挑战。由此,问题已经变得很复杂,我不能再多说什么了。

  问:虚无主义,用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教的语言来表述,就是在人子的「被钉」(Crucifixion)和「复活」(Resurrection)之间。换言之,即在死亡与重生之间,在「欠然」与完满之间。这是「堕落」的时刻,即「罪」;它表达了人的欠缺或匮乏。苏格拉底年轻时代有三个伟大的老师,狄俄蒂玛是其中之一,苏格拉底向她求教「爱欲」(Eros)的问题。她教导说(Symposium 203b-212c),「爱欲」的父亲叫做波罗斯,意即「丰盈」(Poros),母亲叫做潘尼娅,意即「匮乏」(Penia)。父亲给了儿子一种完满生活的可能性,而母亲给了儿子一种不完满的且处于永恒的匮乏里的生活;儿子因而成为一个不安份的追求者。狄俄蒂玛说,这种「追求」的最高状态就是哲学;哲人追求着美丽的「索菲亚」(Sophia),即智能;哲学因而是「爱欲的」(erotic)沉思。苏格拉底甚至把「爱欲」和「哲人」划了等号 (Symposium 204b)。在此意义上,哲学的生活因而是处于匮乏中的生活,一种不完满的生活。这引出了我们下面的一个疑惑:在这样的哲学生活和前面用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教语言所描述过的「虚无主义时刻」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可能的模拟乃至类似?因为苏格拉底以及Strauss确曾被指控为「虚无主义者」。另一个相关的问题是: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教的「复活」与狄俄蒂玛的「丰盈」有什么本质的同与不同?二者是否都指着同一个「不属人的」(suprahuman)世界?而二者的不同是否只是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徒和哲人对同一个「不属人的」东西的「属人的」因而必然有限的和片面的表述所造成的人为的或曰「属人的」不同?

  答:在柏拉图哲学和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教之间的确存在着模拟乃至同一。哲人的「波罗斯」或「父亲」不同于已被救赎的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徒的「父亲」。哲人的「父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他自己;而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徒的「父亲」由于某种原因却来自神的恩典。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教有很多变种。按照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教的说法,人类堕落的原因在于其「自然的品向」(natural inclination)。我不能理解这一点。在我看来,堕落勿宁是由于选择,一种糟糕的选择,一种背离自然品向的必然性的选择,一种自由的不服从。与此不同,「爱欲」(eros)却是一种服从的样式;就像一种逻辑隐喻,它服从于其自身的「匮乏」,并怀有一个理性的意识:即「匮乏」的问题终有解决。「不要挥霍你的生命!」——「爱欲」(eros)会如是说。柏拉图〔以哲人的形象来隐喻〕丰盈的匮乏。它促使哲人入思,并思想到尽头,但仍然看不到最后的出路。按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教的观点,存在一种救赎的应许,不管我们值不值得,因为这是一种恩典。恩典就是不应得的东西,没有意料到的东西,白给的好处。由此可以看到,在哲学与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教之间有某种模拟,而正是从这种模拟中,二者的特性和不同才得浮现出来。

  问:您曾与Strauss共同研读阿里斯多芬。也是在那个时候,您与Strauss结下了师生之谊。阿里斯多芬是晚年Strauss着力研究的「苏格拉底问题」的重点之一。Strauss不止一次说过,柏拉图的所有作品都是对诗人阿里斯多芬的回答;由此,Strauss开辟了哲学与诗的政治争吵这一重要思想课题。请您对此给以解释。

   答:我也许只能陈述几点意见。我对诗歌了解不多,我们的朋友Seth Benardete是这方面的专家。我认为你们关于Strauss与阿里斯多芬的理解是正确的。他研究阿里斯多芬的确是为了苏格拉底。这意味着他给了《云》以特别的关注。在《云》里,苏格拉底吃了大苦头,因为他不知道怎样保护自己,也可能因为民众误解了苏格拉底,而这种误解或许是应该的和必要的。哲人苏格拉底搞不懂民众,但诗人阿里斯多芬却搞得很懂。因此,或许可以说,阿里斯多芬(诗人)拥有比苏格拉底(哲人)远为高超的政治智能。阿里斯多芬所刻划的苏格拉底实际上是「前苏格拉底」的哲人,他们并不关心政治,也不知道保护自己不受政治的侵扰。这和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道歉》里的苏格拉底十分不同。在那里,〔雄辩的〕苏格拉底可以随心所欲的洗清自己的罪名。因此,我们从阿里斯多芬和柏拉图那里分别得到不同的苏格拉底肖像。这种不同指向「政治哲学」的全部论题。我想这就是Strauss之所以关注阿里斯多芬和诗歌的原因。

  在Strauss看来,政治哲学是一个关节点,它连接着对属人(human)的事情的理解和非属人(non-human)的事情的理解。它也许不是哲学的全部(whole),但它却是哲人必须思考的最最重要和紧迫的事情。因此,在Strauss看来,阿里斯多芬以其作品,尤其是《云》突显并确证了其对哲学的特殊魅力。我认为,在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眼中,阿里斯多芬同时是〔哲人的〕朋友、敌人、和竞争对手。他之所以是哲人的竞争对手,乃在于他拥有诗人的知识,而诗人的知识是关于「特殊」(或「部分」)的知识,它恰恰是「理念」(或「整全」)知识的对手,后者正是哲人的知识。他之所以是哲人的朋友,乃在于《云》可以被读作阿里斯多芬对苏格拉底的示警。他之所以是哲人的敌人,乃在于阿里斯多芬似乎为所有后世对哲人的指控提供了基本的灵感,以此,他似乎成了民众的〔政治〕恩人,他 ** 民众迫东篱把酒黄昏后害哲人。遗憾的是,民众永远都不会知道,他们真正的恩人是哲人。


来源:http://q.blog.sina.com.cn/blogfile.php?id=1000010121&fid=4bd568eb01000crc

善良的愿望或倒放胶片的感觉

汪晖在NYU课程的

Nation, State and Social Revolution
  --The Beginning of the Short Twentieth Century of China
  
  Professor Wang Hui
  hw32@nyu.edu
  East Asian Studies, NYU
  Fall, 2007
  
  Course description:
  
  This course severs a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elude to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It seeks to explore the transformation of late imperial China and heterogeneous voices among Chinese reformists, revolutionaries, anarchists and socialists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 By discussing a wide range of scholarchip and original texts, this class addresses some critical issues such as empire and state, revolution and reform, nation and great harmony, anarchism and socialism, etc..
  
  The texts are arranged roughly chronologically. Furthermore, each week’s texts are grouped around individual topical themes. Great importance is placed on class discussion and on creating a dialogue of interpretations of the texts we read. The lecture schedule and reading assignments are subject to change.
  
  Requirements:
  
  *** EAS majors who have completed Advance II Chinese or non-majors with comparable language skills may take this course as an elective course in undergraduate research, with the instructor’s permission. Part of the readings in Chinese are meant for graduate students who may want to take this course as independent studies.***
  
  The primary requirements of the course are an attentive reading of the assigned texts and an active engagement in class discussions. At a more formal level, the requirements are detailed below:
  
  Attendance and participation: Attendance is mandatory. Please come to class prepared, which means you are supposed to finish readings before you attend the lecture session.
  
  Class Presentation: Each student will be expected, once during the semester, to open the discussion with a brief presentation on the assigned texts.
  
  Papers: There will be one papers assigned for the course, the due at the end of the semester and to be 9-10 pages long. Suggested topics will be distributed beforehand, but students are strongly encouraged to come up with their own topics.
  
  
  Introduction and Organization
  
  What Is China’s Short Twentieth Century
  1, How to translate China and its Modern?
  # Wang Hui, “The Liberation of the Object and the Interrogation of Modernity”, Modern China, January, 2008 (Forthcoming)
  # Paul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Scholarship on China’s Recent P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Chapter 1 & 2
  # Philip A.Kuhn, Origins of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2, The Idea of Ritual China in New Text Confucianism
  # Benjamin A. Elman, Classicism, Politics, and Kinship: the Chang-chou School of New Text Confucianism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chapter 9 & 10
  # Wang Hui, “The Idea of China in the New-Text Confucianism (1780-1911)”, Critical Zone, Volume 1 Number 2, Nanjing: 2006
  # Handout
  3, The North-West and the South-East in Modern China
  # Joanna Waley-Cohen, “Religion, War, and Empire-building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Volume xx Number 2: June 1998, pp.336-352
  # Peter Perdue, “Boundaries, Maps, and Movement: Chinese, Russian, and Mongolian Empires in Early Modern Central Eurasia”,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Volume xx number 2, June 1998, pp.263-286.
  # Jane Kate Leonard, Wei Yuan and China’s Rediscovery of the Maritime World, 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 111, 1984
  # Handout
  4, The Question of Sovereignty and International Law in Late Qing
  #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London: Verso, 1983, chapter 6
  # Lydia H. Liu, The Clash of Empires: The Invention of China in Modern World (Cambridge, MA: Harvard, 2004), chapter 4
  # W. A. P. Martin, “International Law in Ancient China”, Hanlin Papers, Second Series, Shanghai: Kelly & Walsh, 1894
  # W. A. P. Martin, “Diplomacy in Ancient China”, Hanlin Papers, Second Series, Shanghai: Kelly
  # Handout
  5, Kang Youwei: Political Confucianism and Reform
  # Hsiao Kung-chuan, A Modern China and a New World: Kang Yu-wei, Reformer and Utopian, 1858-1927,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5, chapter 6-7
  #Handout
  6, Yan Fu: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and the New Knowledge
  # Benjamin Schwartz,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an Fu and the Wes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 Handout
  7, Liang Qicha Moral, Knowledge and State
  # Joseph. R. Levenson, Liang Ch’I-ch’ao and Modern Mind of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Chapter 3-4
  # Hao Chang, 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 (1890-1907),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Chapter 7-8
  # Handout
  8, Zhang Binglin: Nationalism and Its Self Negation
  # Kauko Laitinen, Chinese Nationalism in late Qing Dynasty: Zhang Binglin as a Anti Manchu Propagandist (London: Curzon Press, 1990
  # Shimada Kanji, Pioneer of Chinese Revolution: Zhang Binglin and Confucianism, trans. Joshua A Fogel,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 Wang Hui, “Zhang Taiyan’s Concept of the Individual and Modern Chinese Identity.” In Becoming Chinese, edited by Wen-hsin Yeh, 231-5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 Handout
  9, Anarchism and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 Martin Bernal, “Liu Shih-p’ei and National Essence”, In The Limits of Change, ed. C. Furth,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 Martin Bernal, “The Triumph of Anarchism over Marxism, 1906-1907”, in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First Phase, 1900-1913, ed. Mary C. Wrigh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 Arif Dirlik. Anarch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chapter 1-2
  10, Discursive Community of Science
  # Arif Dirlik. Anarch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chapter 3
  # Wang Hui, “Discursive Community and the Genealogy of Scientific Categories.” In Everyday Modernity in China, edited by Madeleine Yue Dong and Joshua Goldstein, 80-120.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6.
  # Handout
  11, Cultural Debates and Reclassification of Knowledge
  # D. W. Kwok, Scientism in Chinese Thought, 1900-195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5
  # Wang Hui, “Problem of Knowledge and Problem of Culture”, Manuscript
  # Handout
  12, Politics of Imagining Asia
  # Wang Hui, “Politics of Imagining Asia”,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Volume 8, Number.1, 2007, pp.1-33.
  # Rebecca E. Karl, Staging the World: Chinese Nationalism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2, Chapter 2 & 6
来源: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2074352/

Julie Englander论Leo Strauss

  U. of C. philosophy prof Leo Strauss has been blamed for the rise of the neocons and even the invasion of Iraq. Now one of his disciples hopes to clear his name.
  
  August 24, 2007
  
  By Julie Englander
  
  On a sunny Wednesday last November, 16 students sat around a University of Chicago seminar table with two unpublished typescripts in front of them. The students were taking a course on the philosopher Leo Strauss, and “politics and policy” was the day’s topic. “In some ways it was easy to select the readings for this subject,” announced Nathan Tarcov, a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because Strauss wrote almost nothing about practical politics. I had to scrounge to find much of anything.”
  
  The typescripts—two speeches Strauss delivered in the 1940s—left plenty of questions unanswered. They didn’t lay out in perfect clarity Strauss’s opinions on practical politics; they hinted at them. But Tarcov hoped they would correct what he saw as one of academia’s most sensational urban myths: the notion that Leo Strauss—though he’d died in 1973—was responsible for the rise of America’s neoconservatives and even for the 2003 invasion of Iraq.
  
  A number of prominent journalists and writers thought they’d found a method to George W. Bush’s madness in deposing Saddam Hussein. Writing in the New Yorker in May 2003, Seymour Hersh claimed that “the Straussian movement has many adherents in and around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most notably Paul Wolfowitz, then the deputy secretary of defense, and Abram Shulsky, director of the Pentagon’s Office of Special Plans. Hersh wrote that these Straussians agreed with their guru, a scholar of Plato, that there are “truths [that] can be comprehended only by a very few, and would be misunderstood by the masses.” Thus the “noble lie” (a phrase from Plato’s Republic that Strauss liked to use) that Bush and Powell told the American public: Saddam Hussein has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and we’ve got to go in there, whatever the cost.
  
  Lloyd DeGrane (Tarcov)Here at the Reader, The Straight Dope’s Cecil Adams once answered an inquiry about Strauss with the assessment that the professor thought such lying “wasn’t just an occasional tactic for the great philosophers, but their routine strategy.” He called Straussianism “a high-voltage version of the impulse that leads the common herd to embrace conspiracy theories, numerology, and tarot readings. In light of all this,” he continued, “the scary thing isn’t that the government may have lied to us—it wouldn’t be the first time—but that for most of the past 20 years our presidents have been lending an ear to adherents of a guy with such a shaky grasp of reality.” Meanwhile on Broadway, the military generals—of Tim Robbins’s 2004 play Embedded were shown worshipping an image of the German emigre, chanting, “All hail Leo Strauss!”
  
  To many who studied with Strauss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in the 60s, or who studied later with Strauss’s former students, the accusations were puzzling at best and offensive at worst. In 2006, “motivated by a deep sense of gratitude to him as our teacher and, we must say, by a bit of righteous indignation at the injustice being done to him,” Notre Dame political science professors Catherine and Michael Zuckert published The Truth About Leo Strauss: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American Democracy. Two other correctives appeared last year as well: Leo Strauss: An Introduction to his Thought and Intellectual Legacy, by Thomas Pangle of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nd Reading Leo Strauss: Politics, Philosophy, Judaism by Yale’s Steven Smith. The Zuckert and Smith books were published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Known more for his absorption in the abstractions of ancient philosophy than for any personal political ambitions, Strauss could hardly be held responsible for U.S. foreign policy, according to his defenders. As Tarcov pointed out to his class, the occasions when Strauss spoke up about the political issues of his day could be counted on one hand, and what he did say rarely lent itself to easy interpretation or implementation. “One can’t simply quote a line and say therefore the tax rate should be x, or we should invade these three countries,” he declared.
  
  In fact, Tarcov guessed that Strauss would have advised against going to war in the Middle East. Tarcov himself had felt from the beginning that invading Iraq was a bad idea. As he told WGN radio host Milt Rosenberg in February, “Machiavelli says, in The Art of War, that Europe should never invade Parthia.” Tarcov was using the ancient name for the region that today comprises Iran and Iraq and invoking one of the classics that Strauss worked so hard to revive over the course of his career. “Rome couldn’t subdue Parthia.”
  
  “When I was 16 and we read [Plato] in school,” Leo Strauss once wrote, “I formed the plan, or the wish, to spend my life reading Plato, breeding rabbits while earning my living as a rural postmaster.” A Jew born in 1899 in Hessen, Germany, he earned his doctorate by studying with, among others, Martin Heidegger, who later joined the Nazi party. Strauss might have become a victim of the Nazis, but in the 1930s he was working abroad, in France and England, on the religious thought of Maimonides and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Hobbes. Unwilling to go back to Germany, he immigrated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1937 to take a job at Columbia University.
  
  The following year Strauss became an American citizen and began a professorship at 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in New York. In 1949, wooed by president Robert Maynard Hutchins, he moved to Hyde Park to teach political philosophy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He labored to redress what he saw as the failings of modernity, the popular social theory that through science and enlightenment a perfect society was possible. Strauss considered such thinking naive if not outright dangerous. Social science, he felt, was obsessed with measuring, predicting, and classifying, with “facts” but not “values.” A political scientist, he argued, might study tyranny backward and forward but not call it a bad thing. How could students taught not to judge recognize tyranny and fascism for the dangers they were and guard against them? “Science,” he proclaimed, “cannot teach wisdom.”
  
  In place of the relativism that, for Strauss, threatened a decline into nihilism, he wanted political science departments to revive ancient Greek and medieval political thinkers—the “premoderns” who posed questions about “the Good” relevant to serious thinkers of every milieu and regime. In particular, he argued, students should read Plato—it was necessary for contemporary social science to understand its “basis or matrix.” The principles “elaborated by the classics may be the indispensable starting point for an adequate analysis, to be achieved by us, of present-day society and its peculiar character, and for the wise application, to be achieved by us, of these principles to our tasks.”
  
  Strauss remained at the U. of C. for 20 years. Though a small man with a “very small voice, and a congenital incapacity to make proper use of a microphone or of a telephone,” according to his student George Anastaplo, he was a captivating teacher with a devoted following. Another student, Werner Dannhauser, wrote that Strauss’s classes were “scheduled from 3:30 to 5:30 p.m., but while they started punctually they usually lasted until 6:00 or even 7:00.” In the wider world of scholarship, Strauss achieved some notoriety as the author of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 in which he examined the “crisis of the West” and attempted to defend the idea of inalienable rights, an idea that had inspired America’s founders, against the onslaught of later ideologies like Marxism.
  
  In his lifetime Strauss was the subject of controversy in large part because of his obsession with the ancients. The controversy centered on his now famous doctrine of esoteric writing, which he’d laid out in Persecution and the Art of Writing. The greatest thinkers, Strauss maintained, wrote in such a way as to provide not one but two meanings to their readers: “a popular teaching of an edifying character, which is in the foreground; and a philosophic teaching concerning the most important subject, which is indicated only between the lines.” The “exoteric” meaning was apparent; only the clever few who read closely and knew where to look could glean the esoteric meaning. Great philosophers wrote this way, Strauss believed, because “freedom of inquiry, and of publication of all results of inquiry,” wasn’t guaranteed.
  
  In Persecution and the Art of Writing, Strauss touched on his idea of the noble lie. Philosophers “believed that the gulf separating ‘the wise’ and ‘the vulgar’ was a basic fact of human nature,” Strauss told readers, and the vulgar were generally suspicious of philosophers. So philosophers had to employ subversive means: “noble (or just) lies,” “pious frauds,” the “economy of the truth.”
  
  This can be a difficult notion to swallow, Strauss acknowledged. “Every decent modern reader is bound to be shocked by the mere suggestion that a great man might have deliberately deceived the large majority of his readers,” he wrote. “And yet, as a liberal theologian once remarked, these imitators of the resourceful Odysseus were perhaps merely more sincere than we when they called ‘lying nobly’ what we would call ‘considering one’s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He was known to be a Zionist, but mostly Strauss’s personal politics remained mysterious. Even devoted students like the Zuckerts were frustrated in the 60s trying to guess their teacher’s position on the hot-button issues of the day, like Vietnam and civil rights. Catherine Zuckert recalls a classmate asking Strauss a question about contemporary America. Strauss replied that he didn’t feel qualified to comment, as he wasn’t born and bred here. He was rumored to have voted for Adlai Stevenson twice in the 50s, but then he signed a 1972 ad in the New York Times by a group called Academics for Nixon.
  
  In 1985, 12 years after Strauss’s death, Oxford classicist Myles Burnyeat wrote a scathing critique of his ideas and influence, “Sphinx Without a Secret,” in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Strauss’s interpretation of Plato is wrong from beginning to end,” Burnyeat argued. “There is much talk in Straussian writings about the nature of ‘the philosopher’ but no sign of any knowledge, from the inside, of what it is to be actively involved in philosophy.”
  
  Two years later, Allan Bloom, Strauss’s best-known student, published a defense of sorts: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In glorifying the classics and critiquing the modern university, Bloom’s best-seller helped lay the ground for the culture wars of the 90s.
  
  In 1988, one of Strauss’s most vociferous critics published an entire book on the debate over Strauss. Shadia Drury, professor of philosophy and political science at the University of Regina in Canada, wrote in The Political Ideas of Leo Strauss that she had once been dismissive of Strauss’s scholarship and, like Burnyeat, “perplexed as to how such rubbish could have been published.” But once she began to see Strauss as not a mere scholar but also a philosopher in his own right, she became fascinated by him—and alarmed. She set out to expose Strauss’s thought for the dark, perverse, nihilistic philosophy that she understood it to be. “Strauss believes that men must be kept in the darkness of the cave,” she wrote, “for nothing is to be gained by liberating them from their chains.”
  
  Strauss, according to Drury, maintained that the truth is not merely difficult to discern but so dangerous and detrimental to our well-being that it should be kept under wraps at all costs. “Is there a truth so terrible that it threatens to wreak havoc on society unless it is kept secret?” Drury asked. “I will show that for Strauss, religion and morality are two of the biggest but most pious swindles ever perpetrated on the human race. But paradoxically, there would be no human race were it not for these swindles.”
  
  One startling idea Drury put forth was that Strauss favored not democracy but what is known as “the tyrannical teaching.” She wrote, “Strauss is not very explicit about this, but he makes it clear that absolute rule without law, if it is wise, is infinitely superior to the rule of law.”
  
  Tarcov and the Zuckerts took Drury’s book seriously as the work of a fellow scholar. But “Strauss somehow becomes a mixture of Machiavelli, Heidegger, Nietzsche, Schmitt, and Thrasymachus, in a way that seems to me to miss his critiques of those thinkers,” Tarcov observes. A less serious work, in Tarcov’s opinion, was Drury’s 1997 follow-up, Leo Strauss and the American Right, in which she attempted to tie the rise of Newt Gingrich and the Republican Congress to Strauss’s ideas. In 2005 Drury reissued her original book with a new, impassioned introduction. “There is no denying that Strauss shaped the minds of the men who embarked on a foreign policy that has had monumental ramifications for America and for the world,” Drury wrote. “I criticize Strauss for cultivating an arrogant, unscrupulous, and mendacious elite—an elite that has a profound contempt for the rule of law, for morality, for ordinary people, and for veracity.”
  
  By the time the U.S. invaded Iraq in 2003, Strauss was getting it from all sides. Depending on who you asked, he was an inconsequential curmudgeon, an academic hack, a reactionary fascist, or a democratic imperialist orchestrating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from the grave.
  
  In his 2003 New Yorker article, Seymour Hersh traced Paul Wolfowitz and Abram Shulsky’s delusions of grandeur and own “noble lies” to Strauss and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where both men “received their doctorates under Strauss in 1972.” In fact, Strauss had left the U. of C. four years earlier. Wolfowitz took some courses with Strauss, but he wrote his dissertation on mathematical models and nuclear proliferation under the guidance of Albert Wohlstetter. Shulsky did claim Strauss as an influence, as in the 1999 essay “Leo Strauss and the World of Intelligence (By Which We Do Not Mean Nous),” written with Gary Schmitt. With a wink at students of Greek philosophy, Shulsky and Schmitt wrote that just as social scientists often could not see the forest for the trees—Strauss’s case against them—so was the American intelligence community blind to “big picture” issues and threats to national security.
  
  About the same time that Seymour Hersh was writing in the New Yorker about a Straussian cabal, James Atlas had an article in the New York Times detailing the Straussians-as-orchestrators-of-empire theory. “According to one school of thought, our most recent military adventure turns out to have been nothing less than a defense of Western civilization—as interpreted by the late classicist and political philosopher Leo Strauss,” he wrote. “If this chain of events seems implausible, consider the tribute President Bush paid in February to the cohort of journalists, political philosophers and policy wonks known—primarily to themselves—as Straussians. ‘You are some of the best brains in our country,’ Mr. Bush declared in a speech at 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and my government employs about 20 of you.’”
  
  Atlas’s article outraged Brian Leiter, a professor of law and philosophy at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but not because he’s a defender of Strauss. “Philosophers ought to be concerned when their field is misrepresented in the media,” Leiter wrote on his Web site, philosophicalgourmet.com. “The Times ought to make clear that, whatever the influence of Strauss among intellectual lightweights and political hacks like Paul Wolfowitz and William Bennett, he is viewed by actual scholars as a politically motivated and unreliable scholar, whose philosophical competence is minimal at best.” More recently Leiter told me, “Straussianism is a pathology of American philosophy departments. They have this niche, and they reproduce.”
  
  Tarcov thinks the charges levied at Strauss are bizarre. He defends Strauss as a thinker—“He did more than anyone I know of in the 20th century to revive the centrality of the notion of philosophy as a way of life”—and refuses to lay the invasion of Iraq at his feet. “You can probably give as well as I an account of how it happened,” he says with a shrug. “You know, people were eager to come up with some explanation for our foreign policy.”
  
  Tarcov, who was born in Chicago and grew up in New York City, had declared a history major at Cornell in the 60s. But when he took a political philosophy class there with Allan Bloom, he was turned on to something new. “It had seemed so clear to me—every high school sophomore knew!—that all human thought is historical,” Tarcov says. The idea Bloom and his teacher Strauss professed, that there was something universal to learn from classical and ancient philosophy, that the old books weren’t just dusty relics of another era, was “earthshaking.” Tarcov was so intrigued by what he’d learned from Bloom that he applied to grad school not in his major but in philosophy and political science. He enrolled at Claremont Graduate School in California in 1968 and took classes—one on Socratic dialogues and one on Rousseau—with Strauss himself, who, having retired from Chicago, was teaching there that year. “I even managed,” says Tarcov modestly, “screwing up my courage, to ask him if he would give me a one-on-one tutorial.” Strauss consented.
  
  A slight, gray-bearded man, Tarcov is mild mannered but prone to outbursts of laughter, sometimes at his own jokes. In his office he’s hung pictures of many of the thinkers he studies and teaches—Machiavelli and Socrates, for example—and also the famous image of a Tiananmen Square protester facing down tanks. Trotsky, whom he admired as a teenager, is also on the wall. “I decided one shouldn’t abandon an old friend,” he explains.
  
  In 1978, not long after Tarcov completed his doctorate and began teaching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he entertained the possibility of life outside the academy. He phoned Paul Wolfowitz, with whom he’d been friendly at Cornell (Wolfowitz was a senior there when Tarcov was a freshman), for advice about jobs in politics. Wolfowitz had been working in the State Department under President Carter and served on a transition team when Reagan was elected. He was then appointed director of the department’s policy planning staff, and he brought Tarcov on board as a speechwriter for the new secretary of state, Alexander Haig. Tarcov’s first day at work was March 31 30, 1981—the day Reagan was shot. The hostages, who’d recently been released from Iran, were scheduled to visit the State Department that day, but the distracted White House hadn’t composed the president’s welcome. Tarcov was given 45 minutes to draft a speech for a State Department official to deliver in Reagan’s stead.
  
  While Tarcov enjoyed his sojourn in Washington—he speaks appreciatively of the access he had to “a lot of very smart people”—it was “a very different mode of life” from the ivory tower he was used to. “I don’t think I ever went to a meeting where anyone spoke for more than a couple of minutes,” he says. “Whereas, as you know, we’re incapable of that in academia.” With nothing but daily deadlines confronting him, Tarcov found it hard to maintain an academic’s long view. So after 15 months he went back to the U. of C.
  
  Strauss’s own thoughts and beliefs can be hard to untangle, and to some extent Michael Zuckert can’t blame journalists for turning to Shadia Drury for guidance—which is what he believes they did in 2003. “Strauss isn’t a project for a minute or a day,” he observes. “There’s no way to get a quick take on him.”
  
  Catherine Zuckert valued Strauss enormously as a teacher, but she’s wary of being labeled a disciple. “It’s not always clear what people are saying when they use the term Straussian,” she says. She was introduced as such on a recent panel and protested to the moderator. “Did he mean conservative? elitist? ahistorical? liar? I told him, ‘I don’t know which sin you’re accusing me of.’”
  
  Figuring enough was enough, in 2006 the Zuckerts published The Truth About Leo Strauss. They described Strauss’s encounters with ancient and modern philosophy and pictured him as a skeptic and moderate who had conflicted feelings about modern democracy (as he did about modernism generally) but thought it better than the alternatives. They asked, “Does the Platonic/Straussian doctrine of the noble lie serve to justify the kind of alleged lies critics of Strauss... lay at his doorstep?” They went on, “This is not to say that political leaders do not on occasion do such things, but again, they did not learn to do this from Strauss.”
  
  “A lot of stupid and unfair things were said about Strauss,” says Michael. “The idea that he had some big political agenda is just nutty.”
  
  Yale’s Steven Smith concedes in the preface to Reading Leo Strauss: Politics, Philosophy, Judaism (also published last year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hat Strauss “has always been something of an exotic plant” and is undoubtedly “an acquired taste.” But he was “a friend of liberal democracy—one of the best friends democracy has ever had.”
  
  While putting together the book, Smith recalled a paper he’d come across a decade earlier in the Strauss archives at the U. of C. It was the typescript of a talk Strauss gave at the New School in 1942, “What Can We Learn From Political Theory?” A quick glance showed that its topic fell outside the scope of his research at the time, but the memory stayed with him, and in 2005 he suggested the paper to Tarcov, who was looking for examples of Strauss’s thinking during his New York days.
  
  In the special collections of the U. of C.’s Regenstein Library, 51 boxes house Strauss’s unpublished literary remains. In addition to texts of lectures Strauss gave, there’s a fair amount of what archivists call ephemera. “There are folders,” Tarcov says with some amazement in his voice, “that have titles like ‘Natural Right’ or ‘Hobbes.’ There are scraps of paper. Scraps of paper!” He begins to laugh. “With notes on them! In no order!” Despite the chaos, Tarcov found his way to the talk Smith had told him about. Delivered in 1942, “What Can We Learn From Political Theory?” answers its own question with a surprising “not much.”
  
  
  Shadia Drury
  
  Don HallBecause philosophy is fundamentally an approach to knowledge and a search for knowledge, rather than a body of knowledge, Strauss told his audience, we can’t rely on philosophy to tell us what to do in any given situation. The best approach to political action, Strauss said, was the one Winston Churchill advocated to H.G. Wells during World War II. K.M.T., Churchill called his policy—Keep Muddling Through. Still, Strauss said, political philosophy is good for something: “If for no other purpose, at least in order to defend a reasonable policy against overgenerous or utopian thought, we would need a genuine political philosophy reminding us of the limits set to all human hopes and wishes.”
  
  Tarcov was amazed. Here was the most explicit statement by Straus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hilosophy and practical politics that he had ever seen. Aside from a letter to the editor of the National Review in 1957 criticizing the magazine for its hostility to Israel and his signature on that ad for Nixon, Tarcov knew of no other clues to Strauss’s take o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questions. Was there more to be discovered?
  
  He consulted Strauss’s executor, friend, and editor, Joseph Cropsey, who’d made a list of unarchived Strauss material. Only one title on the list appeared to address practical politics in some way. It was “The Re-education of Axis Countries Concerning the Jews,” a talk given at the New School in 1943, before World War II was even over. When Tarcov got his hands on the five-page manuscript, he found Strauss’s handwriting hard to decipher. But what he eventually decoded was as intriguing and surprising as “What Can We Learn?”
  
  “I was certainly struck by how very skeptical he was for the prospects of establishing democracy in Germany,” Tarcov says. In “Re-education,” Strauss doubted that a just government in Germany could be constructed after the war, at least not if the effort were left to the Allies. “A form of government which is merely imposed by a victorious enemy will not last,” Strauss predicted. “Only Germans, only Germans who remained in Germany and shared all the misery of Nazi rule and of defeat, can do it. Only they will be able to speak a language understandable to post-Hitlerian Germany.”
  
  Tarcov says Strauss’s skepticism surprised him—not only because Germany did manage to develop a democracy but because of the subject’s curious relevance to the debate over Strauss’s responsibility for Iraq. “He was wrong!” declares Tarcov. “But he was wrong in the opposite way from what he’s been blamed for—encouraging people to think they can use military force to impose democracy.” Tarcov had always found the link between Strauss and the neocons suspect, but now he had some hard and fast evidence to present to the world that what the neocons said they took from Strauss was not actually there to take. Perhaps in their vanity they’d embraced Strauss’s exoteric discussion of the “noble lie” as the esoteric message only they were smart enough to see.
  
  Tarcov is now in the process of editing the speech, along with “What Can We Learn?” He expects the two to be published in the fall issue of the Review of Politics.
  
  In 2008,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lans to issue the latest volume in its Cambridge Companions to Philosophy series: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Leo Strauss. “The ground’s been pretty well covered with 20th century philosophy,” says Andy Beck, commissioning editor of the series. “After we publish the one on Strauss, there probably won’t be too many more.” For Steven Smith, who will be editing the volume, it’s a sign that Strauss has arrived.
  
  Nonetheless, Strauss still has many critics who persist in connecting him to all that’s wrong with American policy. When Brian Leiter learned of the Cambridge project he said, “The fact that it’s bullshit is not necessarily an obstacle. I’m sure the press knows it will sell.” And Shadia Drury recently savaged Smith’s Reading Leo Strauss in the journal Political Theory. When I requested an interview with her she told me she had no more to say about the current Strauss “scholarship.” The quote marks and sarcasm were hers.
  
  “There’s a lot of optical illusion here,” says Michael Zuckert, in terms of deciding what Strauss stood for and who qualifies as a Straussian. “What about Bill Galston?” he asks, referring to a Chicago classmate who studied with Strauss but later worked as a domestic policy adviser for President Clinton. “What about me?” Zuckert, like Tarcov, had also been against George W. Bush’s war from the beginning.
  
  Many of Strauss’s students say a virtue he held dear was open-mindedness. George Anastaplo, who in 1950 refused to sign a statement swearing he was not a communist and as a result was denied admission to the Illinois bar, received a note from Strauss, his former teacher. “This is only to pay you my respects for your brave and just action,” wrote Strauss, no apologist for communism. “If the American Bar and Bench have any sense of shame they must come on their knees to apologize to you.”
  
  Indeed, says Tarcov, it takes an open mind to study Strauss today. “A lot of scholarly work—maybe too much of it—consists of people gathering evidence to prove something they already believe. But these talks Strauss delivered were surprising to me. Even after learning the title of ‘Re-education,’ it was not what I expected at all.” Tarcov thinks for a moment. “It’s really the best kind of detective work—it’s so much more interesting—when somebody says something unexpected.”


来源: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2301194/

鼠群——一个社会市场经济的现代寓言

Das Volk der Mäuse -- eine moderne Fable zur sozialen Marktwirtschaft


Früher hatten die schwarzen, grauen and weißen Mäuse einen König. Doch der König hatte ganz schlecht regiert. Sie wollten ihn nicht mehr und jagten ihn aus dem Land. Dann kam ein großer Krieg. Die schwarzen, grauen und weißen Mäuse konnten sich nicht mehr leiden. Sie kämpften so lange gegeneinander, bis sie keine Kraft mehr hatten. Dann teilten sie das Land in drei Teile und jedes Volk hatte seine eigene Wirtschaftsordnung.
    Die weißen Mäuse waren sehr idealistisch. Weil niemand etwas privat besitzen sollte, gründeten sie ein Planungskomitee. Die Minister planten, welche und wie viel Nahrung man für den Winter sammeln musste. Sie organisierten auch den Bau der Höhlen und Gänge, in denen die Mäusefamilien ihre Wohnungen beziehen sollten. Schließlich teilten sie auch den Familien ihre Höhlen zu.
    Die schwarzen Mäuse dagegen wollten frei von jeder Planung sein. Jede Mäusefamilie gründete ihr eigenes Unternehmen. Sie bildeten Lebensmittel-Firmen und Bau-Firmen. Sie hatten sogar Erfinder, die aus den Früchten und Kräutern leckere Puddings und Gelees bereiteten und diese den anderen Mäusen verkauften. Die Bau-Firmen bauten exklusive beheizbare Höhlen mit bequemen Schlafplätzen für den Winter und gemütliche Speisekammern.
    Die weißen Mäuse waren bald sehr unglücklich. Sie beobachteten die schwarzen Mäuse, die immer reicher wurden. Sie wollten auch köstliche Gerichte in Speisekammern haben und wünschten sich angenehmere Schlafplätze in ihren Höhlen. Einige weiße Mäuse verwuchten zu den schwarzen Mäusen zu fliehen. Aber die weißen Mäuse-Minister errichteten sofort eine Grenze. Niemand durfte zu den schwarzen Mäusen. Wer es versuchte, den brachten sie in ein dunkles, feuchtes Mäuse-Gefängnis. Während die weißen Mäuse auf dem Ackerland arbeiteten, blieben die Minister in den Höhlen und beobachteten, wie sie arbeiteten. Die weißen Mäuse hatten dann keine Lust mehr füreinander zu arbeiten. Die Höhlen, die sie gebaut hatten, und die Nahrung, die sie gesammelt hatten, waren ja nicht ihr Privatbesitz. Also waren ihnen die Höhlen und Speisen egal. Sie bauten schlechte Höhlen. Oft zerstörte Wind und Wetter den Bau und zerquetschte die armen Mäuse in ihren Höhlen. Zum Essen hatten sie nur noch Getreide. Keiner hatte Lust für alle anderen süße Früchte zu sammeln. Wer sich diese Mühe gemacht hatte, der hatte ja nur eine Frucht bekommen. Die anderen Früchte hatte er den anderen abgeben müssen. Solange sie kein Recht hatten, die Früchte für sich zu behalten, hatten sie keine Lust mehr, für andere Mäuse zu arbeiten.
    Die schwarzen Mäuse aber waren auch nicht alle glücklich. Bald hatten die stärksten Mäusefamilien große Unternehmen. Sie waren reich. Die schwachen Mäuse mussten bei ihnen für wenig Lohn arbeiten. Nach einigen Jahren hatten drei Unternehmer-Mäuse alle Wiesen und Felder in ihrem Besitz. Sämtliche Mäusehöhlen gehörten fünf anderen Unternehmer-Mäuse. Die Unternehmer-Mäuse hatten sich riesige Schloss-Höhlen bauen lassen.
    Die armen Arbeiter-Mäuse aber wohnten in winzigen Höhlen und mussten schrecklich viel Miete dafür bezahlen. Sie hatten nur einfaches Getreide in ihren Speisekammern, dass nicht besser war als die Nahrung der weißen Mäuse. Arbeitslose Mäuse, kranke Mäuse, alte Mäuse, allein erziehende Mäuse oder Mäusefamilien mit vielen Kindern konnten kaum überleben. Viele hatten gar kein Dach mehr über dem Kopf. So wurden sie Spielzeug für Katzen und Vögel.
    Was aber passierte bei den grauen Mäusen. Auch bei ihnen bildeten sich reiche Mäuse-Unternehmer. Natürlich gibt es auch hier bald Arbeiter-Mäuse, alte Mäuse, arbeitslose Mäuse, kranke Mäuse, allein erziehende Mäuse und Mäusefamilien mit vielen Kindern. Aber diese Mäuse waren nicht so arm wie die schwarzen Mäuse.
    Die Arbeiter schützten sich durch Gewerkschaften. Sie kämpften für gute Tarifabschlüsse. So hatten die Arbeiter immer genug Lohn für ihre Arbeit. Sie konnten sich eine hübsche kleine Höhle leisten und hatten auch vile und gut zu essen.
    Sie hatten außerdem ein Sozialkomitee. Dieses Komitee forderte von den Unternehmer-Mäuse und den Arbeiter-Mäusen Steuern ein und gründete Versicherungen. So hatten die alten Mäuse ihre Rente, die arbeitslosen Mäuse Arbeitslosenhilfe, die kranken Mäuse eine Krankenversicherung, allein erziehende Mäuse und Mäusefamilien mit vielen Kindern staatliche Hilfe und eine Sozialwohnung. Ganz arme Mäuse konnten von der Sozialhilfe leben. Zwar schimpften die Unternehmer- und Arbeiter-Mäuse über diese Abgaben für die Armen, Kranken und Alten, aber in diesem Land waren die Mäuse wohlhabend.



王志强、戴启秀编著:《中级德语(第二版),同济大学出版社,2006,60-62页。